人民网评：把保证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

内容摘要：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作为指导性案例编纂的技术方案，司法性认可并非将其他非法律规范或非司法裁决引进到指导性案例体系之中，从而避免立法者与法律适用者之间的界限混淆。根据案例生效裁判机关的级别对案例作出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参考性案例和其他裁判生效的案件等类型区分。

司法裁决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是与裁决说理的民主性相统一的，这取决于对于一种正义的司法制度的设置和完善。公理、情理、经验法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最后，法律与民主的关系是当代法律获得内在之德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人不能因其过错而获益作为一项司法指导原则重在惩恶，用以确保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不违约、不违法和不犯罪，体现了霍姆斯法律坏人认识论。依据指导性案例(类案)生成的待决案件有其自身的裁决性，这种裁决性是由司法案件都应遵循的裁判规范决定的，却不必由指导性案例特别赋予或有待指导性案例来提供。

这一称谓也表明，案例指导制度实质是一个审慎而折中的制度选择。其一，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了审判和裁决分离的司法权配置格局，由非审判人员参与案件讨论并共同裁决案件的行为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它将人作为主体、手段和目的，强调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西周德观念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民本主义倾向。至隋，三复奏定制正式形成。是故道家认为，君主应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下民，争取民众的拥护和辅助。二是坚持法治依靠人民，人民是创造历史伟业主体的人民本体论。

即死刑案件先由中央机关审核后，再报皇帝批准，核准后执行前，还须经皇帝勾决，才能执行。这里的民，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庶人，指黎民百姓。

国家的各项权力都是来自人民，人民有权监督它们是否依法行使。在党的二大纲领中，重新提出一大的诉求，建立劳农专政，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四是坚持法治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而且此时，这个人或者这部分人，也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民了，也参与国家的统治活动，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了。

即使商鞅和韩非，在许多场合，也说过为了治理好国家，必须重视民本。这样，就使为人民服务这一让人民带有客体色彩的认识，转化成了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这一主体认识，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至商王朝建立，成汤终于确立了民惟邦本的理念。

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的存留养亲制度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的恤刑思想与仁孝精神，属于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物之一，它保障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正常运行。此后，毛泽东在其文章和讲话中，更多地使用了人民一词。

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就成为我国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的两大进路。而争取民意的手段有两条，一是成全民之所欲，二是除去民之所恶。

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一系列的富民、养民、恤民、惠民等主张，把民本思想具体落实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上。陈独秀就曾指出：中国古代建立在皇权与民众对立之基础上的民本思想，与西方建立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念，绝非一物。人民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同时也是法治不停向前推进的动力。（三）以人民为中心之法治思想对民本思想的创新与升华 以人民为中心之法治思想也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法理观的创新与升华，表现为： 第一，中国古代民本理念，以及开明的统治者实施的惠民安民恤民等各种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论的意义，但这种价值论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轻徭薄赋立法政策的出现往往是统治者意识到要使社会发展，则必须使农民的经济、政治状况有所改善，避免施加过于繁重的徭役赋税加重农民的负担，而采取与民休息的立法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因此，就民惟邦本而言， 其前提是君为邦主，是在尊君即维护君主尊崇地位和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希望统治者能够善待黎民，实行仁政，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绝无人民民主的任何意涵。

第二，中国古代民本理念之法理设定，并不具有人的本体论的内涵。四、人类原初意识作为神话的诞生地 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根本立场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数千年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之精华的传承与创新，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之民本理念的全面提升和集大成，也是将中国古代民本理念置于全体民众之自觉行动（参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问题研究（20@ZH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上海 201620）。贞观五年，唐太宗错杀大理丞张蕴古后追悔莫及，为了避免相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太宗认为守文定罪，或恐有冤。

法治发展成果，一般体现为立法成果、执法成果、司法成果和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成果。西周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于因不识过失和遗忘所导致的犯罪予以宽宥。

首先，儒家站在治国理政之高度，来理解德的政治内涵，认为得民心顺民意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基本路径。秦汉以后，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立法学进步的基础上。一般就局限于两个领域，一是当民众遇到天灾人祸时国家从经济层面上给予救济，如灾后的轻徭薄赋等等，以体现国家的重民保民惠民爱民的态度。再次，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将中国古代明君贤臣及士大夫主张的少数人参与实践的民本理念，化为有亿万人民共同参与、一起行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

秦简《仓律》记载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二）以人民为中心之法治思想的内涵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它包含了如下基本元素： 一是坚持法治为了人民利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周公吸取了殷商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历史教训，亲眼目睹了民众在政权更替中展现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单靠神权思想和重刑镇压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要使天下归心则必须对民众施以道德教化，重视民生、安抚民心，让民众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实现保民，才可能受天永命。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它所宣示的人的价值论是全面的、彻底的、长远的，即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将人民视为目的，强调人的尊严，提倡人的价值，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法理设定的实践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而贯穿于这各个方面的法律之制度设计与制度实施，受到民本思想的影响更为突出。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让人民参与法治的立场和态度是主动的、积极的，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积极的自觉的行动。

如同中国近代梁启超所言，中国上古时代，人们已经知道民意的重要，必须尊重民意，只是如何将民意贯彻落实，予以实现，则未予重视，还没有对其做出研究。他强调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存留养亲制度首次确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因此，统治者认识到，保障民有恒产，坚持以民为本，采用薄其税敛、不违农时的原则，满足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运作，是推进民本思想的根本办法。该命题的提出，既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精确把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人民性的继受，更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法理设定与实践的传承与创新。

按照《北魏律》的规定，凡被判处死刑、流刑、徒刑的罪犯，若其父母、祖父母年老无所依靠，家中除了罪犯本人外并无其他成年子孙或近亲属能够奉养其基本生活起居的，可以有条件地暂时不执行原判，批准其返家奉养尊亲属，待其尊亲终老后再执行或改判。二是国家在立法和司法政策上施行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援法断罪重惜民命矜恤老幼宽宥残疾存留养亲免死承祀等制度和政策。

一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幼弱是指未满八岁的孩童，老旄是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蠢愚是指智力不健全、精神不正常者，对于这三类人犯罪，西周法律予以赦免，不予追究。